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外国文学)

作者:米兰·昆德拉
摘录:该书描述了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时期,民主改革的气息演变成专横压榨之风潮,普通知识分子命运多舛的复杂故事。作品剖示隐密的无情,探讨爱的真谛,涵盖了男女之爱、朋友之爱、祖国之爱。在任何欲望之下,每个人对于各类型的爱皆有自由抉择的权利,自应...


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个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依,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
这天,她努力去相信托马斯的话(尽管只是半信半疑),努力使自己和平常一样快活。可白天平复了的妒意在她的睡梦中却爆发得更加厉害,而且梦的终结都是恸哭。他只能一声不吭地把她弄醒。 她的梦,重现如音乐主题,舞蹈重复动作,或电视连续剧。比如,她一次又一次梦见猫儿跳到她脸上,抓她的面皮。此中的含义我们不难译解:在捷克土语中,“猫”这个宇就意味着漂亮女人。特丽莎看见女人,不,所有的女人都在威胁自己,她们都..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 “完全可能,..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斯告诉院长(俄国入侵后曾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他得马上回去。他有点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对院长来说太唐突,也没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诉他特丽莎的事以及她留给他的信,可最终没说出口。在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丽莎的走只能是发疯或者邪恶。而托马斯..
一个作者企图让读者相信他的主人公们都曾经实有其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是生于母亲的子宫,而是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激发性的词语。托马斯就是“Einmalistkeinmal”这一说法的产物,特丽莎则产于胃里咕咕的低语声。 她第一次去托马斯的寓所,体内就开始咕咕咕了。这不奇怪:早饭后她除了开车前在站台上啃了一块三明治,至今什么也没吃。她全神贯注于前面的斗胆旅行而忘了吃饭。人们忽视自己的身体,是..
人的生活就象作曲。各人为美感所导引,把一件件偶发事件(贝多芬的音乐,火车下的死亡)转换为音乐动机,然后,这个动机在各人生活的乐曲中取得一个永恒的位置。安娜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自杀,但死和火车站的动机,与爱的诞生有着不可忘怀的联系,并且在她绝望的时刻,以黑色的美诱惑着她。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各人总是根据美的法则来编织生活。 指责小说中用神秘的巧合来迷惑人,是错误的(象安娜与沃伦..
特丽莎感到自己的身体虚弱起来,也突然结结巴巴起来。萨宾娜端着酒走来定去,谈起了她爷爷,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萨宾娜从未见过他,他所留下的东西就是这顶礼帽以及一张与那小城里的显贵们站在高台上的照片。照片已看不清楚,不知他们站在台上干什么,也许他们在主持某个仪式,为某个重要人物的纪念碑揭幕,那个人或许也曾戴过一顶圆顶扎帽出席过某个公众仪式。 萨宾娜不断地讲礼帽,讲她爷爷,直到喝完第三杯酒,才说:“我马上..
特丽莎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也许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个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但她仍然心烦意乱,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随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点气力:绝对不能忍受这绝对无所谓的枝节。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要时,她才依靠托马..
日内瓦是大大小小的喷泉和公园之城,公园的室外演奏台不时飘来音乐声。这所大学就隐没在树丛里。弗兰茨刚讲完下午的课,走出大楼,碰上洒水车正在浇洒草地。他心情极好,正要去见他的情妇。她的住处离这里只隔了几条街。他常常顺便去看她,但只是作为一位朋友,没有性的要求。如果他们在日内瓦她的画室里做爱,他就得在一天中奔波于两个女人,即妻子与情人之间。日内瓦还保留着法国的传统,夫妻得睡一床。几个小时之内从一张女人的..
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把他从孤独、内省以及图书馆的尘埃中解放了出来,打开了他身体的大门,让他的灵魂走人世间,获得友谊。他爱跳舞,遗憾萨宾娜没有他那样的热情。他们一起坐在餐厅里,吃饭时听到附近喇叭里传出轰轰的音乐并伴有重重的打击声响。 “真是恶性循环,”萨宾娜说,“音乐越放越响,人翻会变成聋子。因为他们变聋,音乐声才不得不更响。”“你不喜欢音乐吗?”弗兰茨问。 “不喜欢。”她又补充,“不过..
从这种精神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弗兰茨对革命的软弱性。他最开始同情古巴,然后同情中国,被这些国家的残酷吓坏了后,只得叹口气,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没有分量亦远离生活的词句。他成了日内瓦的一名教授(那里没有示威游行),在一连串的克制中(无女人亦无游行的孤独),他发表了好些学术专著,都获得了可观的赞扬。后来有一天他遇到了萨宾娜。她是个新的发现。她来自一片土地,那里革命的幻觉早已退色,但革命中他最崇拜的东西还..
当他听到妻子对萨宾娜说:“那垂饰真丑”,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活在谎言中了,他非得站起来维护萨宾娜不可。他终于没有那样做,仅仅是害怕暴露了他们的爱情秘密。 鸡尾酒宴的第二天,他计划与萨宾娜一起去罗马度周末。“那垂饰真丑”的话耿耿于怀,使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克劳迪。她的侵犯——无懈可击,喳喳呼呼,劲头十足——把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负给卸了下来。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古老教堂那巨大的内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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